治也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社会政治体系也纳入到吉登斯所说的抽象体系中去。对于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他们对包括政治体系在内的抽象系统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无知，但他们的生活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这些抽象体系的正常运转。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范畴。风险确定的这种强烈的知识依赖和不可见性就将风险受害者的命运交托给了抽象体系中的专家系统来决定。风险虽不可见但却无处不在，普通大众只能依赖专家系统的科学方法来测定和评估风险，来制定风险管理的各种决策，各种科学理论就转变成参与构建现实的重要因素。这个过程要顺利运转，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成为一个必要的前提。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将社会的信任关系从传统社会的地域化情境中解脱了出来，传统社会的被动信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功能性信任，也就是一种建立在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信任。这种深刻的依赖所建立的信任，其牢固程度却不能总与依赖程度保持正比关系，这种信任牢固程度本身的不确定性，又成为现代社会新一轮风险的重要来源。

　　风险的感知和应对都具备高度的知识依赖性，脱域机制下的专家系统虽然在赢得普罗大众完全信任的道路上存在障碍，但这一信任仍然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根基。公众不信任科学，不信任专家系统，这是非常危险的，“当这种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就会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他相似东西的备选安排所填充”，对科学体制和专家系统失去信心的公众，很容易就会将信任转向伪科学和反科学，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建立信任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充分的沟通，在风险事件应对中，公众与专家系统之间及时充分的信息互动，成为化解风险、控制危害的关键环节。大众传媒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使命，搭建起专家系统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二、媒介化社会视阈下的突发公共事件：新媒介事件

　　（一）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事件：人为策划的伪事件

　　在西方，由于传媒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因此许多年前就有不少人对“媒介事件”这一概念做出了解释。对他们而言，“媒介事件”是一种对大众传播现象的概念化表述。该词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波尔斯丁在其著作《形象》中提出的“伪事件”，即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供媒体报道的事件，如果不经过设计，则不可能发生。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对波尔斯丁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媒介事件是有意安排的事件，意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具有虚伪性。[7]而丹尼尔?戴扬（2001）则认为，媒介事件是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甚至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其始终表现出自身对空间、时间以及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的“征服”，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经过提前策划、宣传和广告宣传”，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是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的。[8]此外，尼克?寇德瑞认为媒介事件包含了各种“媒介仪式”，它更像是一种媒体聚焦的大型事件，这类事件能建构媒介的权威，并充满了各种建构现实的符号之间的冲突，它与媒介化中心的神话有密切关系。[9]

　　共同之处：（1）虚伪不同于虚假，媒介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不同于凭空捏造的假新闻；（2）媒介事件的产生都是有事先策划和准备的，其出现不同于突发事件；（3）媒介事件的呈现往往会有专人进行价值导向的处理，即其出现是有动机的。

　　（二）新媒介事件：去中心化的新公共模式

　　在对“媒介事件”本质内涵的研究基础上，随着现代社会媒体媒介传播的新特征与新形式，“媒介事件”的概念也出现了新变化。这是新媒体时代下必然的变化结果，在传统理解意义上“媒介事件”出现了新的释义角度。

　　2008年，丹尼尔?戴扬在《超出媒体事件：幻想破灭、脱轨、冲突》一文中，对1992年提出的3C（Contest，Conquest，Coronation）模式——挑战、征服、加冕——进行了补充与扩展，提出了3D（Disenchantment，Derailment，Disruption）模式：幻想破灭、脱轨、冲突。关于这一扩展，戴扬曾说：“骤眼来看，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假对称，‘挑战、征服、加冕’是叙事常规，属于共识性媒体事件下的附属类型。‘幻想破灭、脱轨、冲突’则并非叙事，而是特定的组织和接受形式。……‘幻想破灭’，反映当代大众的犬儒，而当媒体将事件组织成暴力事故而非协商的机会时，‘脱轨’和‘冲突’的情况便会出现。”[10]

　　在科技与新传播媒体带来的媒介事件的新公共模式上，丹尼尔?戴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说和电视同体，牢牢系于中心。但是这种模式渐渐为另一新的公共模式取代，这是因为中央和边缘的界线已为新的媒体所模糊。博客和一些网页便属于后者，它们反过来跟主流媒体、有‘中央和边缘’之分的媒体、想象集体的媒体进行对话。博客作者往往打乱中央电视对集体的想象，勇于挑战官方垄断的形象。他们清楚表明大众也可以是表演者，大众也可以是自己形象的创始人。比如萨达姆之死，有官方的处决版本，同时也有流动电话兼网络的形象幻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