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特色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现代型社会，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政治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并行，社会多元化价值观逐渐形成，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时期。[1]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治上坚持做负责任的大国，经济总量也在世界前列。但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多种改革措施的实施，也带来了一些利益冲突。

　　经济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相比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

　　但是伴随着这样的进程，贫富差距扩大，出现社会分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生产力高度发达，已然看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子。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省份和中国农村，赤贫的现象依然存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城乡差距大、东西差距大等问题。近年来，网络上“郭美美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天一”案件都引起了社会尤其是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的高度关注，争议性很大，舆论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

　　另外，城市化造成的城市“热”，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对于农村来说，不仅丧失了劳动力，还让孩子们离开了“爸爸妈妈”。对城市来说，城市建设需要他们，但是城市却无法接纳他们，户口问题、子女入学问题，都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尴尬之处。房地产领域成为投资、投机的首选，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出现泡沫化的倾向。[2]近年来，政府加大措施，但是房子仍然是人民“买不起的蛋糕”。

　　政治上，在中国由几千年的人治历史，伴随着社会转型，国家法制社会，公平社会的建立，官员必须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但是仍然有很多官员存在问题，引发社会矛盾。“雷政富”事件扳倒众多官员，“郭美美”事件到底是否涉及红十字会的参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件等涉及官员渎职的事件或是被新媒体爆出，或者在网络上引起形成群众巨大不满情绪，造成舆论不稳。

　　社会舆论上，一方面，经济改革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开始有了参政议政和表达自己观点的热情；另一方面，信息革命之后，大众传播进入以社会化媒体为主的互联网时代。在中国，新浪微博上线之后，成为公众舆论的集中地。网络媒体天生的后现代特征，使中国网民的网络舆论行为明显具有后现代倾向，“反权威主义”“反中心主义”在网络舆论行为上随处可见。[3]微博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的出口，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在微博都有相应的反映。

　　（二）中国媒介体制的制度特色

　　媒介制度可以定义为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广义的媒介制度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媒介组织；二是媒介运行的规则。狭义的媒介制度则专指媒介运行的程序与规则。这种程序与规则又有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涉及政府管理、媒介采编管理和媒介经营管理三个领域和层次的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媒介制度不是一个单项制度，而是一个制度系统，是由各项具体制度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4]

　　媒体与政党都是当今时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因素，西方国家政党和媒体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媒体是政党政治运行的重要参与者，但又相对独立于政党。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的“第四等级”，尤其是新闻媒介，被比喻为政府的“第四权力”。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1）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2）左右舆论，设定议程，影响政府决策；（3）监督政府和政党。而西方国家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体现在：（1）运用政治约束力控制媒体；（2）媒体沦落为政党竞选的工具。

　　我国媒介的属性具备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一直被党和政府强调，新闻媒体一直被视为宣传调控的工具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另一方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做法又使得媒介不得不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肩负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未能从党和政府那里获得足够的资源补给，如果媒体不能在市场上实现有效的盈利，就无法生存。而党和政府喉舌的属性也一定程度赋予主流媒体在参与市场竞争时的垄断优势，这一优势往往在媒介市场被兑现为丰厚的超额利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我国的所谓主流媒体总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缺乏制度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