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示我们，大众传播的信息如果经过了意见领袖人际传播的中转，传播效果会更好。微博的传播机制，恰恰是两级传播中意见领袖的人际扩散。大众传媒可以充分利用微博的这个特点，培育和影响微博意见领袖，积极为他们设置议题，就能很好地发挥舆论引导的职能。王平、谢耘耕对温州动车事故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微博意见领袖以媒体从业者等社会名流及事发地微博用户为主，从温州动车事故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职业分布来看，媒体从业者占三成，其中包括报刊杂志的主编、记者、编辑、评论员等，他们接近信源，媒介素养高，善于运用新媒体，很容易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从微博意见领袖的信息来源来看，传统媒体仍是微博意见领袖的重要新闻源。通过对意见领袖微博的信息来源进行统计，我们发现主要分为主贴、转载媒体和转载他人（包括非新闻机构和个人的微博）三种，其中转载媒体的比例最高，占48%，而意见领袖的原创贴占44%，转载他人（非新闻机构和个人）仅占8%”。上述这些研究数据表明，传统媒体借助微博意见领袖来实现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具备充足的实现条件；第三，微博是传统媒体的监督者。传统媒体能够过滤微博的不实信息和不宜言论，而微博则能监督传统媒体的不作为和不当作为，从而成为突发公共事件舆论环境营造过程中传统媒体有力的监督和补充，完成传统媒体不能或者尚未完成的使命，共同发挥传媒在风险应对中应有的功能，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畅达的信息沟通机制、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注入了新内涵，风险社会视阈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以人为性突发事件为主，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盛行与滥用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成因，风险的全球共生性赋予了突发公共事件全局性的特征，现代性的脱域机制强化了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沟通的关键作用。媒介化社会视阈下的突发公共事件更多表现为一种新媒介事件，即由网络、移动媒体等新媒体技术支撑体系下形成的为民众广泛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微博作为一种舶来的传播形式，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土壤上，滋生出了别样的传播生态。在中国，微博越过了作为单纯社交媒体的娱乐性质和私人性质，一跃成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前沿阵地，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整个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突发公共事件因为微博自始至终的深度涉入而被冠上了“微博事件”的新标签。微博粉丝的围观行为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推进力量，微博意见领袖的言论影响整个社会舆论的形成和演化方向，微博传播模式打破了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呈现常规，微博用户联动机制实现市民共同体线上线下的共同参与。

　　微博为突发公共事件注入上述新鲜元素的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场域。由于在政府、传统媒体、公众的三重博弈关系中，也因微博的深度涉入而注入了新内容，要有效地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