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天气状况、高原救援的防护知识等以最高的频率被发布，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各种信息支援。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将有一架包机赶赴灾区的消息，征集各类救灾物资。几个小时后，筹集到的救灾物资就远远超出了预定数量。微博传播的这种扩散力和影响力，能激发全民参与，为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微博的高关注度，可以用来甄别谣言，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公民的知情权意识普遍增强。突发公共事件因为涉及公众的自身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而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有调查显示，从传播扩散到形成网络舆情指向的大方向，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事发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这一时间是危机处理和对舆情进行引导的最佳时间，如果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不及时，人们会因恐慌而丧失理性，往往酿成更大的悲剧。微博作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以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及时迅速聚合信息，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避免谣言的乘虚而入，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真实信息传播不及时，微博又会成为各种猜测、传言和不满情绪的传播平台。

　　正因为微博的参与面广，传播及时快捷，关注度高，所以更加难以控制。这正是微博传播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主体及其特征

　　1.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方，成为微博传播的活跃分子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的重大调整或环境的急剧变化，影响到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因此，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方首当其冲，必然通过微博发出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他们对自身和环境安全的担忧。不难想象，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方，会成为微博传播的活跃分子。

　　同时，研究者指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不仅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威胁的民众成为微博传播和街头行动的主力，一些潜在受益者和他们的代表，作为舆论较量的另一方，也积极参与了微博传播，使突发公共事件的化解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应该引起研究者和政府决策部门高度重视的动向。

　　2.一些知识分子成为间接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也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2011）的研究[15]，虽然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虽然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其中最显眼的就属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祝华新还认为，新闻媒体的记者，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和评论，其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甬温线铁路特大交通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也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7?23”甬温线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唯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00余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