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凤考察了微博空间的媒体知识分子与社会公益行动动员，认为2011年以来，“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等在网络上下都颇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几乎都是由知名调查记者发起并调动众多社会人士参与并推动的。在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因诚信危机而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媒体人转身公益人并取得一定进展和影响力的案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的呈现，而且是媒体工作者与新媒介、社会变革之间建构的一种新型互动关系。深入分析调查记者的公益转型之路，反思媒体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公益行动背后存在的问题，对于思考新媒体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互动发展具有现实意义。[13]

　　刘畅（2012）撰文认为，微博问政恰与中国所处的微观转型期相吻合，这就是“治理转型”，二者有着高度的对应重合性。如借鉴波普尔“零碎社会工程”理论，又会发现在“微博问政”“治理转型”和“零碎社会工程”三者之间，隐然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微博问政、治理转型，是现象层面的呈现，零碎社会工程则是从思想高度对其给予了理论上的概括，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14]

　　唐爱芳（2012）认为，微博作为自媒体新典型代表，不仅成为草根舆论监督及时便捷的平台，而且成为迅速制止流言传播的最有效渠道，具备意想不到的“自净化力”。但是，微博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会成为谣言滋生地，会被某些公众人物操控话语权，易形成“多数暴政”，造成“群体极化”现象。因此，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加快微博立法，引导、培养“意见领袖”等“新意见阶层”，掌握“第一时间”法则等对于微博舆论的引导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15]

　　曹繁荣（2012）研究指出，信息是信息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权力意味着对社会最重要资源的获取和占有，微博出现后，信息的轻松易得为社会公众进行自我赋权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公众被网络媒介分割在屏幕前，其媒介接触行为呈现出个人化的特点，导致其容易进行碎片化、非理性的思考。因此，当社会热点出现时，公众容易利用微博等自媒体进行情绪的宣泄，以及非理性的观点表达。这一现象冲击着健康的社会秩序和舆论环境，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利用微博进行非理性的自我赋权行为加以引导。[16]

　　汤博为（2012）对微博时代的公共利益与公众权利进行了基于宪法学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思考，认为微博时代提出了国家依法管理社会、维护公共利益的新要求。既要保障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众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批评与建议权等权利的原则，也要提高国家维护信息安全流通、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职责。尤其要适应微博发展带来的信息流通安全的客观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微博带来的社会管理新问题，适应保障信息安全流通的新情况，畅通、利用微博新媒体表达民意的新渠道，创新网络信息流通与信息管理的新方法。[17]

　　陈瑞霖（2012）对微博平台上记者的社会角色进行了研究，认为正确的自我认知加上其他微博用户的期待，促使记者在微博平台上主动去建构并呈现出社会化媒体环境中记者的社会角色，形成了包括微报道、微扩散、微审核、微力量、微革命在内的“角色集”，使记者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18]

　　张韦全等（2012）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基础，应用UCINET软件对微博参政群体进行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以及结构洞的挖掘，实验发现微博参政群体存在参政领袖以及子群现象，参政领袖对群体具有更大的影响，子群现象对微博参政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起着积极作用。[19]

　　这些研究，涉及微博传播的社会效应、微博中的社会问题、微博的社会动员、微博公益活动等，但是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较欠缺，因而给出的建议大多大而无当。另外，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围绕“微博中的社会活动家”的研究以及微博传播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可在后续研究中加以重视。

　　三、关于微博传播行为的政治学研究

　　微博的政治学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也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介绍基本原理的层次，但也有为数不多的有深度的研究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敏感的实践话题，值得重视。

　　微博的政治学研究是近两年微博研究的又一热门。研究主要围绕微博中的公众政治参与、政府微博运营、微博中官民互动、微博的政治风险及管理等方面展开。

　　邹新（2012）认为，微博政治参与所具有的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参与主体的平等性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是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增强社会活力，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发挥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网络伦理建设，注重培育公民的政治理性，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20]

　　刘丹丹（2012）认为，微博问政作为公众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困难，并提出了应对当前微博问政困境的对策：让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加强各级政府的官方微博建设，?